原则上说，上级机关的规定仍需原许可实施机关通过具体的废止行为予以转化。
作为行政行为的结果（效果），投诉举报答复行为的相对人即投诉举报人的权利义务当然受到了实际影响。至于，如何判断一个行为属于实际影响权利义务的行为呢？此点要从经典行政行为构成要件理论中找寻。
例如，典型的如某种通知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针对某行政诉讼案件认为，一个通知是否是行政行为要看这个通知是否具有针对特定相对人独立产生实际影响的内容。第一步，目的指向性标准。对此，2018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12条第4项似乎点明了利害关系与合法权益受侵犯之间的等价性，但该司法解释表述依然不明确，从其第12条第6项兜底规定来看，合法权益受侵犯仅是利害关系的一个子集而已。[2]例如杨金柱诉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复议案。[18]因此，实际影响权利义务本质是规范预设而不是结果评价的问题。
也就是说，利用意思表示理论，即一个行为的目的是要设定、变更、消灭、确认谁的权利义务（目的指向性标准）就可以有效识别相对人，并且当利用规范形式标准确定了一个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后，那么作为行为的相对人，受到该行为的影响自然属于直接影响了，作为行为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受到该行为的影响自然属于间接影响了。（三）典型案例演示 这里笔者以一则典型的案件类型作为上述受案范围判断方法的具体操作演示，这便是投诉举报答复类行政案件。(2) 参见《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2020 年 11 月 18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网站，更完整的思想论述参见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另对这一新宪法秩序的注释性解读较多，但真正的理论化并未完成，较有代表性的权威解读参见李林:《习近平新时代宪法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在开放的大众社会条件下，以自由为基本精神的民主法治国的基础工程，不仅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发展目标，而且是中国自身正在完善的治理现代化体系的一部分。和平与发展是一带一路治理哲学的元概念和基础范畴。2018 年修宪推动党的领导总纲化、监察法治体系化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宪法化，结构性地提升了中国宪法的理想性层次及制度理性。
而 2012 年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改革，则显然有着不同的思路和操作，总体上表现为搁置党政分离，重启及探索法治模式下的党政融合。一带一路共同体建构不涉及直接的政治秩序设计，也不附加政治改革的具体条件，而是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普遍参与为着力点，以秩序维护和发展利益作为基本目标，逐步积累社会现代化的成果和人际交往的新观念与新共识，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有序的政治现代化。
（28）法学界的争议一度集中于一个程序性问题，即到底是先修宪还是先立法，也有部门法学界追究监察程序是否符合刑事正当程序的问题。美苏冷战及美苏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输出宪法秩序的实验性失败，是一种西方式帝国主义传统在战后全球治理秩序中的失败。这种全面的政治自信与中国近些年的经济成长及国际地位的实质性提高密切相关。但是，一旦将治国理政的主要职能按照形式法治国及法理官僚制的基本模式模仿西方进行搭建，党的领导就可能遭遇虚位化空心化边缘化之嫌。
其二，党的领导，这是新中国宪法的组织原则，即新中国通过党的领导将人民主权具体组织为具有制度外观及实效性的政权体系，不能合宪地安顿党的领导的任何制度建构均有悖于新中国宪法秩序的代表制原理（14）与正当性基础。在具体宪法律上，1949 年以来一共产生了五部宪法，即作为临时宪法的 1949 年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是 2018 年修宪带来的重大世界宪法时刻，是中国宪法理想与经验寻求进入世界体系与全球治理秩序的正式起点。相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奉行的恰恰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保守性改革哲学，在秩序前提下进行合理化变革与创新，避免了改革中的激进主义。
（10）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部宪法文件来看，八二宪法是政治价值最为均衡、与改革开放最为契合、制度本体与文本框架最为稳定的一部宪法，正如 2018 年修宪主导者所言，八二宪法是一部好宪法。执政党适度回应了法学界的规范化诉求，通过先修宪及完善监察法草案而满足了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
改革构成了理解八二宪法的题眼和要害。第三，一带一路治理哲学坚持政治演化史观和经验主义改革路径。
打虎的同时还要拍蝇，因为反腐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人民利益，而基层苍蝇之腐败对群众利益的损害更加直接、可观及深重，对党和国家政权合法性及公信力的伤害也更深。(3) 对中国宪法中政治宪法结构的法理探讨，参见张龑:《多元一统的政治宪法结构——政治宪法学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建》，《法学研究》2015 年第 6 期。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与一带一路的宪制展开 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 2018 年宪法修正案，标志着中国宪法在全球治理维度的重新展开，也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路径的全新探索。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先生早在十余年前即提出了天下体系的概念，（40）用于批判西方的民族国家范式，并重新发掘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思维与智慧。此次修宪对中国新宪法秩序形成的时代变迁意义有着深刻推进和提升。第三，习近平新时代，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邓小平时代有关改革路线的基础上，结合全新的国情和全球化挑战，逐步转向以制度建设和参与全球治理作为国家发展新的战略重点，其中治理现代化与依法治国居于核心地位，是巩固改革成果、提升中国内政秩序现代性及全球治理规则制定能力的新时代。
[ 内容摘要 ] 1949 年以来的新中国宪法秩序在根本法意义上严格遵循人民主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三大基本原则，具有宪法秩序上的内在一致性与连续性，但在具体宪法律及文本制度构成上则存在重要的变迁和转换。2018 年两会之后公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这一要害问题作出了清晰的回答：不是党政分离，不是党政合一，而是党政融合。
(30) 参见朱福惠:《国家监察法对公职人员纪律处分体制的重构》，《行政法学研究》2018 年第 4 期。这些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也很重要，它们涉及这一机构之合宪性、合法性以及与其他法律程序的规范衔接，影响整个国家法治体系的内在一致性与融贯性。
从 2018 年回望新中国宪法秩序的连续性 1949 年以来，我们面临着一个新中国，多部宪法的基本宪制事实。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顶层宪制概念，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家宪制理想及实验方案，以一带一路作为连接内外秩序的互联互通动力机制，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主义治理哲学作为超越西方民主全球化方案的全球治理新方案，中国修宪正在改变世界。
相反，社会主义权利原则肯定个人权利的基础性与合法性，并以补齐和增强每个人自由发展之条件为制度理想，具有实质平等的宪制内涵和政策取向。《监察法》就是新型党政关系融合建构的制度样本，是对既往党政规范双轨制的一种宪制重构。党政分离的彻底化就是虚权形式的党主立宪，这与党在革命与建设中承担的民族复兴与人类和平发展的双重使命及其历史负担并不相称。其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主义。
其三，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探索党对地方人大的具体领导方式与机制。2018 年中国修宪在程序上遵循既往操作惯例，但在结构、深度与影响力上远超之前的数次修宪。
其六，十八大以来重新确认了党的全面领导，并将党的领导作为宪法上国体条款的核心要素，写入宪法总纲。党政分离由此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派与进步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十三大的政改主调。
(42) 德沃金的晚年神学思考，参见 [ 美 ] 罗纳德·德沃金:《没有上帝的宗教》，於兴中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 年版。其三，社会主义，这是新中国宪法的权利原则。
这里牵涉一个西方民族国家世俗秩序背后的政治神学来源或依赖性问题。一带一路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名称公共危机的公法应对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项目编号：YWF-20-BJ-W-205）。新时代的宪法秩序不仅是八二宪法的合理发展，不仅是 1949年以来之新中国宪法秩序的接力演化，更是整体中国文明新生与中国重新生长之轴心时代的宪制创造与综合，既直接贡献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化进程，也从体系和结构上有效推进了全球宪制与善治的竞争性发展。这有助于拓展国家间资本与秩序合作空间及制度化成果。
(9) 关于中国宪法中的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之区分，参见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论现时代的政法及其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2 页。第四，监察法正当程序的监督，主要包括禁止干预案件、监察信息公开、监察回避及监察申诉等。
其三，任期制改革，在宪法规范上最终完成了始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权力之三位一体的改革探索，终结了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的党政分离的政改思路。而重新民族国家化甚至在倡导全球化最为积极的美国也发生了，学界较为温和地称之为逆全球化（36），典型事件就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比如，美国宪法序言对其普遍主义价值已有所表述，作为制宪者论辩书的《联邦党人文集》第1 篇借汉密尔顿之口和盘托出美国宪法的典范性与普遍性，美国 19 世纪以来的宪法文化更是以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自诩。施米特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一文中就曾细致考察过西方主要的宪法概念背后的神学依据，比如代表概念就具有很强的基督教神学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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